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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研究

              2022-01-27 10:43張夢霞蔣國海
              財經問題研究 2022年2期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案例研究

              張夢霞 蔣國海

              摘 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對“十四五”和未來更長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作出的重大調整。本文聚焦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選取六個典型國家為研究對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進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多案例比較研究。通過組內分析和組間分析發現,雖然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能夠通過收入效應、替代效應、乘數效應、擠出效應、公眾預期效應、收入分配效應和消費外溢效應等機制作用于經濟復蘇,但具體情形因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國情不同而異?;谥袊F階段特點,筆者建議:在提升中低收入人群消費能力的同時,推進稅制改革;完善消費券發放機制,充分考慮國民消費和儲蓄習慣對具體補貼形式的影響;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有效發揮規模驅動就業和技術驅動就業對市場發展的積極作用;建立政府管理的預警防范機制,使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更具前瞻性。

              關鍵詞: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經濟復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案例研究

              中圖分類號: F06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176X(2022)02‐0024‐09

              基金項目: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基于海外高端消費回流視角的北京市消費升級與產業升級的新路徑研究”(19YJA00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常態下國際經貿新規則研究”(16ZAD036)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得益于正確的發展道路和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成為具有超大市場規模和強大內需潛力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由于仍處于經濟轉型過程,中國長期處于消費率較低而儲蓄率和投資率較高的困境,這顯然不利于產業升級、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1]。作為突發的重大不確定性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對中國消費升級、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造成了空前的負面影響,而且全球經濟衰退已不可避免[2]?;趯π滦蝿莸臏蚀_研判, 2020年7月30日,黨中央作出重大戰略部署,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中國主要以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共同拉動經濟。但就凈出口而言,中國總體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位置[3],因而擴大內需更有利于促進新發展格局的形成以及穩住經濟的基本盤。其中消費內需是重中之重[4],但新冠肺炎疫情對消費市場的影響最大,被抑制的消費市場對經濟的拖累也最明顯。因此,從政府政策制定層面,利用各種消費刺激手段激發微觀主體的消費動能,提高居民消費意愿和能力,是促進經濟迅速回暖的關鍵[5]。

              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因政策類型而異,并且各種政策可以相互搭配、相輔相成。一是財政政策。盡管學術界認同財政政策對經濟復蘇存在影響,但對其影響方向沒有達成一致結論,即財政政策既可能支持經濟復蘇,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緩經濟復蘇。財政政策尤其是福利支出可以有效縮小區域間的經濟差距,從而顯著促進經濟復蘇[6],但也可以通過金融市場扭曲抑制居民消費[7],并且其促進經濟復蘇的效果還受到政府獲取經濟狀態信息的效率以及政府決策形成和執行效率的影響,通常具有較長的內部時滯[8]。二是貨幣政策。利率是貨幣政策作用于實體經濟最直接的途徑,其主要通過影響投資、資產價格和匯率來影響經濟的復蘇和增長[9],并且利率機制在金融結構偏向銀行業、銀行業具有一定集中度和匯率制度具備一定彈性的情況下得以加強[10]。此外,基于全球化視角,雖然各國之間的貨幣政策較為獨立且都實行浮動匯率制,但仍然有溢出效應,其主要途徑是進口品價格和各國國債市場[11]。三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動態搭配。典型的分析范式是作為短期宏觀經濟學核心的經典IS-LM模型,最終產出和利率水平由兩類政策共同決定。兩類政策的協調有其必要性,因為貨幣政策效應更穩定,財政政策效應更顯著。在不同財政政策環境下,面對貨幣政策沖擊,主要宏觀經濟變量的響應路徑及其波動程度存在顯著差別,因而適當的搭配可增強政策可持續性和對經濟復蘇的效果[12]。進一步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組合要根據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動態調整,以滿足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需求,進而實現經濟的穩定快速復蘇[13]。

              盡管已有文獻圍繞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進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這些研究主要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背景,對當時的四萬億投資計劃進行解析,沒有聚焦于消費刺激行為。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不同,因而本文立足于當前時代背景,結合近期國家重大戰略調整,重新考慮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另一方面,已有文獻多以一國的獨立事件和政策為研究對象,鮮有文獻基于全球視角,對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及其效果進行國際比較和多案例解析。

              本文以全球范圍內的突發大規模公共衛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為背景,聚焦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選取6個典型的國家為研究對象,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進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多案例比較研究,為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提供有效激發消費動能的政策啟示。長期以來,中國內需政策以刺激投資需求為主,消費不足的問題一直存在且日益突出,但中國以消費為主導的內需結構已基本形成,擴大國內消費市場對構建新發展格局意義重大。學術界有必要立足于新形勢,從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經濟復蘇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和機制方面進行系統研究。消費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形式[14],但現有的關于短期消費刺激政策的文獻,多注重對單一刺激政策具體效果的評估,或對單一國家的分析。短期消費刺激政策有多種形式,其與國民消費習慣、儲蓄習慣、國家經濟政策、一國市場發達程度和國與國之間經濟的相互影響有關,因而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和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十分復雜。本文依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對上述問題展開系統探索,發揮理論研究對政府政策制定的支持作用。此外,本文運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全球視角,對典型國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相關政策進行考察,并提出從消費端助力新發展格局的可行性路徑。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的初衷是能夠針對同一問題進行邏輯一致的結構化分析,因而其結論也更具普適性[15]。

              二、研究設計

              (一)選擇多案例研究方法的理由

              考慮到不同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國情等方面的差異,同樣的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也會有所不同,因而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其合理性有四點:第一,本文側重于從怎么樣的角度探究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是經常性行為,尤其是在當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和世界經濟大變局的大背景下。此外,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具有外生性和不受消費者控制的特點,因而適合使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第二,本文并不是利用計量手段來進行實證分析和假設檢驗,而是嘗試系統研究在不同類型的國家中,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這尤其適合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第三,基于國際視角的定性研究因其動態性、復雜性和多維性,特別適合于使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第四,較之單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可以弱化單一案例中的特征異質性對普適性或規律性研究結論造成的偏差,使研究結論更具代表性[16]。

              (二)案例選取

              目標案例的篩選需要符合規范性原則、典型性原則和目標抽樣原則[17]。作為多案例研究的樣本,本文選擇美國、英國和德國三個典型的發達國家,中國、巴西和俄羅斯三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

              1.規范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所選案例能提供從研究問題到研究結論的完整證據鏈。本文研究主題為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新冠肺炎疫情為本文提供了外生沖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國、日本、德國、中國、巴西和俄羅斯六國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刺激實體經濟以推動經濟復蘇。作為典型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數據和資料較為豐富,可提供完整的證據鏈。

              2.典型性原則

              該原則要求所選案例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本文所選樣本在國家選擇和事件選擇上具有典型性。世界銀行數據庫的統計數據顯示, 2019年,美國、日本和德國的GDP分別位居世界第一、第三和第四,三個國家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達到34.59%; 2019年,中國、巴西和俄羅斯的GDP分別位居世界第二、第九和第十一,三個國家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達到20.41%。這說明上述六個國家均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在國家選擇上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此外,本文所選擇的新冠肺炎疫情是重要的全球性沖擊,對各國經濟打擊較大,在事件選擇上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3.目標抽樣原則

              該原則要求所選案例能夠有效地促進理論構建或發展。本文的研究主題是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這些機制在六個樣本國家中體現得較為充分。這六個國家不僅宏觀經濟政策較為成熟,而且政府具有調控的雄厚實力。因此,本文所選擇的六個樣本國家適用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理論和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經濟學相關理論。

              (三)資料獲取與數據收集

              借鑒謝莉娟等[18]的做法,本文六個樣本國家的資料主要通過三個途徑獲得:第一,二手資料,即通過國內外權威文獻、網頁查詢和公眾號推文,查閱樣本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使用的各項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及其對經濟復蘇影響的有關文獻和二手資料,形成較為詳盡的前期資料庫。第二,深度訪談,通過國內外實地調研以及與相關人員深度交流,進一步獲得各國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和經濟復蘇狀況的實地資料。第三,輔助問卷法,即運用調查問卷獲取相關信息,以佐證訪談資料。

              為了保證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文所有問題均同時通過上述三種途徑以便相互印證,多元證據來源保證了效度。此外,本文逐一檢驗不同資料來源對同一問題的回答是否差異過大,并對這些差異過大之處及時進行追蹤、確認和再檢驗。在此過程中,詳細記錄每個過程并形成完整的案例資料庫,使本文的資料具有較高的信度。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法,這本身也可以保證研究的效度[17-18]。

              (四)研究組別劃分和國家特征編碼

              本文基于全球視角,聚焦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將樣本國家劃分為發達國家組和發展中國家組。對于兩個組別中的案例國家,由于國家發達程度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體制和管理效率上的差別,相同的政策往往表現出并不完全相同的傳導路徑,導致對經濟復蘇產生不同的作用機制。依據多案例研究的做法,本文分為組內案例分析和組間案例分析。

              三、組內案例分析與討論

              (一)發達國家組

              美國、日本和德國均采用直接現金補助(含補貼),其中美國和日本補償或延遲繳納工人和消費者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險等社會保障,美國和德國推行大規模減免稅款和延遲繳納稅款,日本還提供無息貸款,德國提供短時工作津貼。發達國家組的政策特征和具體表現如表1所示。

              1.儲蓄率、消費模式和直接現金補助

              由于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較為完善,其社會成員往往沒有儲蓄的習慣,儲蓄率不高。各國國民經濟年報顯示, 2018年美國、日本和德國居民的儲蓄率依次為7.61%、4.13%和11.3%。因此,政府的直接現金補助有效地促進了消費增長,進而刺激了經濟復蘇,說明現金補助是最能救急的措施。另外,以信用卡為主的借貸式消費也是發達國家的特點。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部分人員暫時性失業,信用卡還款受到影響,因而政府采取直接派發現金的手段,可以維持私人消費水平的穩定性,維護金融系統穩定性,進而維持整體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直接現金補助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直接表現為收入效應?,F金補助的方式使補貼接受者的名義收入增加,在短期內假定價格不變,這也就增加了實際收入,從而提高了預算水平,提高了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但是,這種方式并未體現出各商品種類的異質性,沒有改變不同商品種類間的相對價格,并不發生替代效應。

              2.直接稅、稅收收入結構和減稅政策

              除直接現金補助政策外,美國和德國實施了減稅政策以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從稅種上看,作為典型的發達國家,美國、日本和德國均以直接稅為主體,其中個人所得稅占絕大部分。世界銀行數據庫和各國統計局官方網站數據顯示, 2019年美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高達71.03%,德國為42.80%。此外,發達國家納稅人占工薪勞動力的比重可達到50%,稅收政策可以對絕大部分個體消費者產生收入效應,運用減免稅款和延遲繳納稅款等稅收政策的空間很大。因此,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稅收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較大。

              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角度,減稅政策屬于需求管理政策,其作用機制包括促進消費的乘數效應和抑制消費的擠出效應和公眾預期效應。減稅政策的乘數效應是指收入的變化與導致該變化的稅收減少量之間的比率,通過消費來體現。具體地,減稅導致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并通過邊際消費傾向增加消費,消費增加導致總需求和國民收入增加,國民收入增加中的一部分又通過邊際消費傾向被用于商品和勞務的消費,如此循環往復,最終導致國民收入倍增,促進經濟快速復蘇。進一步地,減稅政策還具有擠出效應。作為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減稅導致社會總需求提高并引發經濟過熱。為了避免通貨膨脹,中央銀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①利率上升使未來的消費相對于現期消費變得更便宜,導致家庭進行消費的跨期替代,選擇減少當期消費。此外,減稅政策還會調節消費者預期,產生公眾預期效應,進一步對消費產生擠出效應。當消費者具有部分的理性預期時,在政府減稅的情況下,消費者會意識到減稅意味著政府財政赤字增加,當未來政府需要彌補該赤字時,又會提高稅收,因而消費者會增加儲蓄以應對未來的高稅收,此時消費受到抑制。

              3.收入不確定性、財富代際轉移和社會保障政策

              美國和日本均采用了延遲社會保障繳納時間和提供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政策。美國和日本的社會保障均采用保險型社會保障模式,即在國家立法與社會自治管理相結合的基礎上,在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下,由政府、企業和勞動者共同承擔的基本生活保障,其重點是解決大多數人的基本需要。

              作為一種需求刺激政策,延遲社會保障繳納時間和提供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政策能否刺激消費,在經濟學上有兩種相反的效應。永久收入假說認為,消費者根據他所能夠預期到的終生收入進行消費,并使各期消費盡量平滑。但是,未來的收入作為一個隨機變量,具有波動性,從而不利于個人的平滑消費。社會保障尤其是失業保險,可以部分地消除終生收入的不確定性,使其在收入較低甚至失業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消費,從而增加了現期消費。代際轉移理論則認為,社會保障是財富的一種來源方式,可能并未增加當期收入,而是將收入轉移到了下一代,減少了現期消費[19]。

              4.政策協同與開放經濟下的溢出效應

              從發達國家案例組所采取的消費刺激措施看,各國政策具有高度的協同性,有利于提升消費者信心,加強政策執行效果。顯然,政策協同表現為正向溢出效應。換言之,各國政府消費刺激政策增加了本國收入,從而刺激了本國進口,本國進口表現為別國出口,別國出口增加導致其收入水平增加,從而刺激了該國進口,該國進口又表現為本國出口,從而也提升了本國收入水平,又拉動了本國消費。如此循環往復,加強了本國政策對消費的刺激和對經濟復蘇的支撐程度。

              (二)發展中國家組

              中國、巴西和俄羅斯均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其中中國和俄羅斯采取減稅降費等政策,巴西和俄羅斯采取延遲繳納稅金和債務償付以及直接發放現金(含補助)等政策,中國還發放特別國債、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和消費券。發展中國家組的政策特征和具體表現如表2所示。

              1.儲蓄率、消費模式和補助方式

              雖然中國、巴西和俄羅斯這三個國家都實施了消費補助,但補助的方式不同。巴西和俄羅斯采取了直接現金補助的方式,而中國則采取了發放消費券的方式。采取何種補助方式刺激消費,與該國居民的儲蓄率和消費習慣密切相關。世界銀行數據庫統計數據顯示, 2018年中國、俄羅斯和巴西的居民儲蓄率分別為44.56%、27.58%和12.19%,中國居民的儲蓄率最高,該水平位于世界前列,其次是俄羅斯,最后是巴西。在儲蓄率較低的俄羅斯和巴西,政府的直接現金補助能夠快速反映在消費增長上,但在儲蓄率較高的中國,就沒有采取直接現金補助的方式,因為如果政府直接進行現金補助,必然導致一部分補助以儲蓄的形式流出經濟體系,這與刺激消費的初衷相悖。

              直接現金補助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直接表現為收入效應,但消費券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則直接表現為替代效應。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消費券的價格杠桿功能,對市場上的一部分商品發放消費券,使得那些沒有獲得消費券補貼的商品在市場上暫時失去了價格優勢,導致消費者更加傾向于購買可利用消費券獲得優惠的商品,這是消費券的微觀調控功能;另一方面,消費券的這種替代效應也使得政府可以從宏觀層面對消費結構和消費內容進行調節,這是消費券的宏觀調控功能。上述消費券的兩個基本功能,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有效地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復蘇。

              2.間接稅和減稅降費

              中國和俄羅斯采取了減稅政策。從稅種上來看,作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俄羅斯以消費稅、增值稅和關稅等間接稅為主要稅種,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所占比重則較低。間接稅通常通過提高商品價格或勞務價格等辦法轉嫁出去,最終由消費者負擔。在發展中國家,刺激消費需求并拉動經濟復蘇的一個抓手就是對間接稅實施減稅政策。

              間接稅的減稅政策刺激消費的作用機制,除乘數效應、擠出效應和收入效應外,還包括收入分配效應和消費外溢效應。關于收入分配效應,間接稅會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累退性[20],不利于縮小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而間接稅的減稅政策會減輕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從而提高居民購買力水平和社會總產出水平。關于消費外溢效應,間接稅因其可以進行稅負轉嫁,會出現較為明顯的消費外溢現象。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對于跨境消費和國際貿易的限制較少,那么同樣的商品和服務在不同國家的價格差異就會導致消費者選擇跨境消費,出現消費向境外溢出的現象,制約本國消費提升和經濟復蘇。因此,減稅政策可以將本國居民需求更多地留在境內,是拉動內需的必要條件[21]。

              3.財政壓力、消費補貼和特別國債

              雖然各國采取的大規模財政擴張政策可以刺激經濟復蘇,但也會惡化財政赤字,對財政收支形成較大壓力。對此,中國政府大規模發行了特別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旨在拉動經濟復蘇的同時,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如果本輪國債資金用于公共消費或公共服務領域,也可以有效帶動個人消費。

              特別國債是一種非常規的應急消費刺激手段。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特別國債除了具有常規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具有的乘數效應外,其主要與中央銀行和各級商業銀行的貨幣政策相配合。由于特別國債主要面向金融機構定向發行,因而通常伴隨著央行貨幣政策的變動,削弱財政擴張政策的擠出效應,以保證在不影響金融市場現金流的情況下增加政府的消費供給。

              四、組間案例分析與討論

              本文所選取的六個案例國家分為發展中國家組和發達國家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國情和刺激政策在稅種、流動性約束和勞動力市場制度等方面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因而會對經濟復蘇有不同的作用機制。在分別對發達國家組和發展中國家組進行組內分析后,本文將實施兩個國家組的組間分析,進一步研究組間案例的特征。

              (一)直接稅、間接稅和減稅政策的作用機制

              自李嘉圖指出稅收與居民消費之間存在密切關系以來,減稅等調節宏觀稅負的經濟政策被廣泛地用于實現促使國民收入向居民部門傾斜和助推消費升級等政策目標。本文組間案例的比較分析揭示,發達國家組的稅收結構主要以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直接稅為主,而發展中國家組的稅收結構則主要以間接稅為主,二者的區別在于稅收負擔能否轉嫁給最終消費者,直接稅和間接稅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機制有所不同。

              1.直接稅的收入效應和收入分配效應

              一方面,所得稅等直接稅影響居民收入水平,但對不同商品種類的影響相對平衡,其對經濟的作用主要體現為收入效應;另一方面,因為直接稅不能被轉嫁,所以可以縮小收入差距。進一步地,直接稅在全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越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從而整個國家的平均消費傾向越高。

              2.間接稅的替代效應和累退性

              一方面,增值稅等間接稅改變了商品與勞務之間的相對價格,對不同商品種類影響不平衡,影響居民消費結構,主要體現為替代效應;另一方面,間接稅對不同收入群體最終承擔的稅負程度不同,通常表現出累退性,即低收入群體稅收負擔高于高收入群體,總體上呈現為負的收入分配效應[22]。

              (二)流動性約束、短視行為和補貼政策的作用機制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區別之一是家庭消費者受到的流動性約束①程度不同。造成流動性約束的主要原因是信貸市場欠發達,表現為消費信貸的規模和種類較少,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兩種情形。在發展中國家,由于信貸市場欠發達等制度性因素,使得流動性約束程度較發達國家更為嚴重。流動性約束的存在不利于消費者的平滑消費,而僅能依靠當期收入作出短期消費決策,背離了持久收入假說[23]。

              受制于流動性約束,消費者只能根據當期收入進行消費規劃,發生短視消費行為,并且這種短視行為在短期表現得尤其明顯。相對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較低,并且面臨的流動性約束更加嚴重,短視行為就更加突出。因此,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采取了補貼的短期消費刺激政策,但由于短視行為的發生,使得補貼效果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呈現出異質性特征。在發展中國家,政府補貼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家庭的流動性并部分地緩解了流動性約束,加之消費者具有較強的短視行為,所以在短期內補貼政策會顯著刺激發展中國家家庭的消費支出,從而產生相當大的暫時性邊際消費傾向。在發達國家,補貼政策不會顯著影響流動性約束較小的家庭消費支出。

              (三)就業支持政策、勞動力市場制度和調節能力的作用機制

              就業支持政策是發達國家組和發展中國家組采取的第三個共同的消費刺激政策,包括三個刺激渠道:第一,收入風險渠道??紤]到不確定性,家庭會減少當期消費,增加儲蓄,防范家庭風險。特別地,當家庭面臨就業風險時,通常會減少消費[24]。政府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時使用的為企業用工提供補貼等就業政策,有助于保障就業穩定,降低消費者的收入風險,進而保障或提高其消費支出。第二,長期居住意愿渠道。相比于長期居民,短期移民和購買力低的居民的消費率更低,儲蓄率更高。就業支持政策使得短期移民和購買力低的居民既能保障當前的消費和物質生活,又能對未來產生積極的消費預期,使得其消費方式更加接近于長期居民,從而增加其當期消費。第三,勞動供給時間渠道。當工資收入不確定時,消費者不得不比平時付出更多的勞動,以獲取同樣多的工資收入,從而減少了其可支配的消費時間。因此,有效的就業支持政策會減少消費者的勞動供給時間,增加閑暇時間,進而促進非必需品的消費,并最終提高其消費水平。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就業系統和勞動力市場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歸因于制度和經濟系統的調節能力[25],因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業政策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發達國家側重于通過技術驅動就業,而發展中國家則側重于通過規模驅動就業。在發達國家,技術驅動就業對消費和經濟復蘇的作用體現出滯后性,短期內會減少對傳統崗位的勞動需求,形成技術進步對傳統行業的擠出效應。但從長期看,間接收入補償效應則會最終擴大內需,并且可能會出現新興領域,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隨著就業率的提升,居民的購買力水平得以提高,為經濟復蘇提供保障。在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普遍過剩,勞動力市場欠發達,失業的持續時間較長,就業結構仍然較為初級。在這種情況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發展中國家的就業政策通常融入扶貧的政策目標,側重于規模驅動就業,通過對企業進行用工補貼降低用工成本,在短期內提供大量就業崗位,釋放消費潛能。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發達國家組(美國、日本和德國)和發展中國家組(中國、巴西和俄羅斯)共六個典型國家的組間和組內的多案例比較研究,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了各國政府采取的主要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在此基礎上,針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具體國情、經濟體制和市場發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系統地闡釋了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在不同類別國家和各單一國家中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

              對發達國家組和發展中國家組的組內案例分析得到如下結論:第一,直接補助的具體形式,即發放現金或發放消費券,取決于各國居民的消費習慣,特別是受到儲蓄率的影響。第二,發展中國家以消費稅、增值稅和關稅等間接稅為主要稅種,其減稅政策的作用機制除乘數效應、擠出效應和公眾預期效應以外,還包括收入分配效應和消費外溢效應。第三,延遲繳納社會保障和提供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政策,可以穩定公眾預期,從而促進經濟復蘇,但也會通過代際轉移抑制當期消費水平。第四,基于開放經濟視角,各國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能夠加強本國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刺激和對經濟復蘇的支撐程度。第五,特別國債不僅具有通常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還可以配合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刺激消費,間接拉動經濟復蘇。

              對發達國家組和發展中國家組的組間案例分析得到如下結論:第一,減稅政策在發達國家組和發展中國家組對消費和經濟的影響存在差異。在發達國家主要體現為收入效應,不影響當期消費結構。在發展中國家則主要體現為替代效應,影響當期消費結構。對照發達國家組,發展中國家組的間接稅會阻礙居民收入差距縮小,不利于刺激消費,政府的減稅政策能夠有效地抑制這種現象。第二,國家的發達程度越高,補貼政策對消費和經濟的刺激作用就越小。發展中國家居民收入水平較低,他們面臨的流動性約束更加嚴重,容易產生短視行為。政府補貼政策可以有效緩解流動性約束,在短期內可以顯著地刺激發展中國家的家庭消費支出,而對發達國家的家庭消費支出影響不顯著。第三,就業支持政策能夠有效刺激消費。發達國家側重于技術驅動就業,對消費和經濟復蘇的作用表現出滯后性特征,短期內會減少對傳統崗位的勞動需求,但從長期看,會出現間接收入補償效應,未來將會有利于擴大內需和經濟復蘇。發展中國家側重于規模驅動就業,通過大面積扶貧性就業和對企業進行用工補貼等措施,在短期內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以釋放消費潛能。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筆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在提升中低收入居民消費能力的同時,推進稅收體制改革。發展中國家的稅收體制主要以間接稅為主,而間接稅由于其稅負可以被轉嫁而表現出累退性,不利于收入的公平分配,從而抑制了整個國家的消費水平。因此,政府要重視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支付能力,同時要堅持推進稅制改革,提高直接稅在總稅收中的占比,以減弱收入分配不平等對消費的阻礙,最終提升整個國家的平均消費傾向。第二,完善消費券發放機制,充分考慮國民消費和儲蓄習慣對具體補貼形式的影響。針對中國居民儲蓄率較高的特征事實,較之直接發放現金,采用消費券進行補貼更適合中國國情,但目前的消費券發放機制還有待完善。在政府層面,消費券的發放應實現精準補貼,補貼的范圍、形式和額度等具體措施對低收入居民的保障型消費應有別于中高收入居民的改善型消費,也應因消費群體的人口統計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在企業層面,要及時調整市場發展策略,享受政策紅利,在政府政策與居民消費之間起到積極促進作用。在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的制定和落實過程中,政企合作是一個有效的途徑,有利于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第三,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有效發揮規模驅動就業和技術驅動就業對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積極作用。勞動力市場機制的完善,有助于短期內對經濟的拉動,也有助于長期內通過穩定就業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作為供給創造需求與需求拉動供給的連接點,就業對于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意義重大。第四,建立政府管理預警防范機制,使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更具前瞻性。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過程不再是一個單向指令,而是一個重復博弈的過程,公眾預期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可以利用公眾預期效應強化政府政策驅動經濟復蘇的效果。因此,政府施政能力的前瞻性越強,政府面對像新冠肺炎疫情等系統性風險和不可抗力的外生沖擊時,可以使經濟較快地恢復到正常狀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徐嘉祺,劉雯.經濟新常態下居民消費意愿變化的統計檢驗[J].統計與決策,2019,(16):95-98.

              [2] 金碚.論經濟的組織資本與組織政策———兼議新冠肺炎疫情的啟示[J].中國工業經濟,2020,(4):23-41.

              [3] 鐵瑛,張明志,陳榕景.人口結構轉型、人口紅利演進與出口增長———來自中國城市層面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19,(5):164-180.

              [4] Wagner,A.K.,Rex,Y.D.How Economic Contractions and Expansions Affect Expenditure Patterns[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2,39(2):229-247.

              [5] 唐遙,陳貞竹,劉柯含.需求和供給沖擊對企業投資以及價值鏈的影響———基于突發事件的研究[J].金融研究, 2020,(6):40-59.

              [6] 王寶順,徐綺爽.財政支出、區域經濟差距與動態增長收斂[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1,(3):48-57+90.

              [7] 殷紅,張龍,葉祥松.我國財政政策對全要素生產率的非線性沖擊效應———基于總量和結構雙重視角[J].財貿經濟,2020,(12):37-52.

              [8] 周宙,魏杰.政府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波動的關系———經濟失衡形成和傳遞機制的分析及對中國數據的考量[J].經濟學動態,2015,(4):23-34.

              [9] Inoue,A.,Rossi,B.The Effects of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on Exchange R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9,118(5):419-447.

              [10] 黃晶.貨幣政策的利率傳導機制及其有效性研究[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20,(8):55-67.

              [11] Giorgio,V.International Interest Rates and US Monetary Policy Announcement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and Singapor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09,28(6):920-940.

              [12] 陳小亮,馬嘯.“債務—通縮”風險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協調[J].經濟研究,2016,(8):28-42.

              [13] 李成,李一帆,張煒.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動態搭配和組合模式[J].改革,2020,(1):100-110.

              [14] 安華.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反思———基于邏輯學的分析視角[J].理論學刊,2013,(2):61-64.

              [15] 陳濤濤,吳敏,金瑩,等.投資拉美:中國企業的多案例分析[J].國際經濟合作,2020,(5):25-39.

              [16] 毛基業,張霞.案例研究方法的規范性及現狀評估[J].管理世界,2008,(4):115-121.

              [17] 劉英為,汪濤,聶春艷,等.如何應用國家文化原型實現品牌的國際化傳播———基于中國品牌海外社交媒體廣告的多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0,(1):88-104+236.

              [18] 謝莉娟,王曉東,張昊.產業鏈視角下的國有企業效率實現機制———基于消費品行業的多案例詮釋[J].管理世界,2016,(4):150-167.

              [19] 王金波.社會保障支出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經濟學分析———基于動態一般均衡視角下的再審視[J].經濟問題探索,2017,(7):11-19.

              [20] 劉元生,李建軍,王文甫.稅制結構、收入分配與總產出[J].財貿經濟,2020,(9):39-54.

              [21] 劉勝,馮海波.稅制結構與消費外溢:跨國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6,(6):22-38.

              [22] 聶海峰,岳希明.間接稅歸宿對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影響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3,(1):287-312.

              [23] Zeldes,S.P.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 97(2):305-346.

              [24] Hendren,N.Knowledge of Future Job Loss and Implications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107(7):1778-1823.

              [25] 張鵬,張平,袁富華.中國就業系統的演進、摩擦與轉型———勞動力市場微觀實證與體制分析[J].經濟研究, 2019,(12):4-20.

              (責任編輯:孫 艷)

              ①根據IS-LM模型,即便中央銀行不改變貨幣政策(LM曲線不變),擴張性財政政策會使得IS曲線右移,從而均衡利率提高。

              ①流動性約束是指居民從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和個人取得貸款以滿足消費時所受的限制。

              [DOI]10.19654/ j.cnki.cjwtyj.2022.02.003

              [引用格式]張夢霞,蔣國海.政府短期消費刺激政策對經濟復蘇的作用機制研究———基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比較的多案例詮釋[J].財經問題研究,2022,(2):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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